35岁资深团员的共青团活动发言整理（修订稿）

   一 先有团 后有党

   我今年35岁，比各位的平均年龄应该大一点。很高兴今天能参加团委活动，因为我这辈子最高的政治身份就是共青团员。在我还是团员的时候，我就注意过一个奇怪的情况——中国共青团的建立时间比共产党还要早。具体来说，共青团成立是1920年的8月，第二年7月才建党，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差。

   为此，我专门查了一下相关的历史，发现这的确是历史事实。在1921年建党之前，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活动很多，本土自发的共产主义者也不少，成立了不少团体，共青团就是其中之一。

   具体说，共青团不是共产国际直接领导的。当时共产国际有一个青年组织——少年共产国际，简称少共国际，在中国也叫万国青年共产党。这个组织派出的中国区负责人是张太雷，他1920年就和李大钊一起搞共产主义小组，然后在少共国际的帮助下，先从青年知识分子的工作入手，建立了共青团。这期间，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共产主义小组，也归属于共青团这个当时唯一的全国性组织，毛泽东自己还担任过湖南省共青团书记。后来开第八次全国党代会的时候，毛泽东自己填登记表，填的是1920年入党，比一大还早。这就是他参加共青团活动的时间。

   60年代，一大代表李达回忆，说毛泽东和何叔衡到上海的时候并不知道要开建党会议，李达问他俩政治面貌的时候，毛回答说我们是共青团员。可见这个时候，毛主席也在共青团指导下工作。周恩来、朱德、邓小平在欧洲搞的共产主义小组，一直到1925年对接的也是共青团，自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，支部书记是周恩来。

   为什么建党之后，这些成年党员还要对接共青团呢？这就要说到那段历史的几个特征：党团不分，团委独立，团大于党。

   说党团不分，是因为当时党是秘密机构，共青团是半公开组织，很多党的工作要交给团来做。很多人加入共青团，为党工作到差不多30岁，但始终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团员，最后也没有什么入党手续，直接视为党员了。前面说的毛泽东把入党时间填到入团的1920年，周恩来在法国自称青年团支部书记，就是其中的两个典型例子。

   说团委独立，是因为团组织一度和党组织平行发展，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，实际工作则自己主持。组织集会，在地方政府里面搞渗透，在军队里发展成员，都可以相对脱离党的指导，自己干。1922年，作曲家施光南的父亲施存统当第一任团中央书记，他发了一份文件，《本团与中国共产党之关系》。这个文件规定，政治路线由共产党和共青团协商，平时开会的时候，共青团和共产党互相派代表，这个代表有一票表决权。可以说，在很大程度上，当时的党中央不完全控制团组织，各级党组织更控制不了同级别的团组织。在一些地方，团组织和党组织干脆划分发展区域，团组织一般管城内的政治工作，党组织管乡下的工作。团组织号称“第二党”。

   说团大于党，是因为团组织比党组织建立的早，发展的快，成员质量高。早期青年学生是革命的主力军，我们追溯共产主义运动都要回顾到学生发动的五四运动。建党后，施存统曾经宣布了一个原则，有党组织的地方就必须有团组织，但党中央没有反过来说有团组织的地方必须有党组织，也没能力反过来落实。结果就是全国很多省份有共青团，没有共产党，团员数量远远超过党员。施存统曾经解释过，之所以要发文件说政治路线要党团商量着办，理由之一就是团员几千人，党员只有一百多人，不能太打击团员的政治热情。一直到1925年，中共党员总数量也不到1000，但一个省的共青团员数量可能就有几千人。而且这些团员也不认为党员是比团员更接近核心的政治身份，实际上，20年代的团员政治认识往往比党员质量要高一些。因为团员一般是认同共产主义而加入的青年学生，有创造一个新世界的觉悟；党员往往是因为参与罢工，参与农民运动就吸收入党，不一定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，甚至不一定是主动要求入党，只是和这个旧世界有矛盾，才参加了共产党群众运动，然后“被”入党。按党章说，当时一半以上的党员只能算是党的同情者。当时各级团委经常要审查团员资格，开除不合格团员，党组织却很少有类似的活动。结果就是团做的工作比党组织要多，要好，甚至在政治上由团委来指导同级别的党委。

   团组织在党内影响力的顶峰是1927年。大家都知道那年国共合作到头了，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对共产党下手。其实在这之前，国共之间的矛盾已经逐步升级，但是从渐渐分裂到最终变成敌人的过程中，陈独秀领导的党中央始终是采取妥协和退让政策，导致最后被杀的很惨。共青团对于这个结果倒是有一定的预见性，早就主张坚决斗争，团中央书记任弼时还代表共青团发出政治意见书，要求改变党的政策，最后得到了共产国际的表扬。

   按照任弼时的回忆，当时一部分团干部觉得党组织不如团组织，应该把共青团改造成无产阶级先锋队，连名字都想好了，就叫青年共产党。虽然这个意见没有成为事实，但也能看出当时共青团的地位。

   为什么共青团没有取代共产党呢？因为从1927年开始，中国进入了土地革命战争阶段。咱们的历史课本上应该讲的很清楚，在国共刚分裂的时候，李立三发动所有党、团力量在城市搞暴动，争夺大城市，但是毛泽东坚决带着人上了井冈山，要建农村根据地。

   我前面提到过，某些地方团组织和党组织平行发展，划分地盘的方式是团组织进城里，党组织在农村。这样安排的原因是团组织不仅是一个青年组织，在很大程度上是青年学生的组织，是一个知识分子组织，所以必须依托城里的学校发展成员；党组织就要下乡去发展农民。现在城市路线被证明走不通，必须利用农村的社会矛盾来搞武装割据，农村没有学校，只有阶级矛盾很深的农民，当然还得由党组织来领导。

   而且团组织里大多数是比较激进的青年，向往一个新世界，所以不愿意和现实妥协，哪怕牺牲也要斗争。这就是1927年，团中央指导党中央，要求和国民党划清界限坚决斗争的重要原因。但这个思路拿到农村，在落后的中国慢慢发动革命就不适用了。党面对具体的政治斗争，必须要妥协，要搞统一战线。农民起义虽然有落后性，但也要慢慢地融合到革命的体系内。所以，党组织重新拿回了革命的领导权，失去城市的共青团地位相对下降。

   但共青团毕竟人多，这一块工作也不能放弃。所以党在搞红军的同时，也由共青团出面组织了一些军队。比如说在南方毛泽东这一片，有一个著名的少共国际师，师长是17岁的肖华，就是团中央发起的。四方面军在四川的根据地也由团组织出面，组建少共国际先锋师，政委是20岁的高厚良，后来当了空军政委。 

   真正让共青团放弃独立地位的原因是共产党对青年工作的定位。红军时期天天要打仗，军队里都是年轻人，所以入党年龄下调到18岁，实际十六岁上下也经常有入党的。这意味着党越过共青团，接管了青年工作。虽然一部分年轻党员留在共青团内工作，但毕竟没了独立的团干部。等到长征结束，团组织已经基本成了党的附属品，没有当初平行发展的地位了。

   所以，共青团在接下来的阶段一度解散，被改组为多个群众机构，连名字都跟着党的阶段性政策改。比如说，抗日期间，共青团在有的地方叫民族解放先锋队，有的地方是青年救国团，解放战争期间是民主青年团，建国初期是新民主主义青年团，到了1957年才重新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团。这说明，共青团已经不再是一个独立思考共产主义的核心团体了，而是党的外围工作机构。

   1957年以后，虽然恢复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名字，但共青团依然只是外围组织，原因和土地革命时期差不多。一方面是中国读书人少，工农群众多；另一方面也是党要频繁处理实际问题，要不断的妥协，不能让年轻人的激进心态干预决策。

   所以，最近几十年，团组织并不直接参与实际的政治决策，主要还是依托学校，在知识青年中做宣传教育工作。从年龄段来看，团员身份主要对应中学生。绝大多数人入团都是在学校加入的。只是这个群众组织的纪律比较松散，团员身份基本和学生身份没啥区别，中学生不入团倒是小概率事件了。咱们实话实说，目前的基层团组织，尤其是中学团组织，实际上和共产主义、和政治是没啥关系的。

   二 个人生活与社会进步

   我为什么要用几千字的篇幅来回顾共青团历史呢？或者说这和今天的现实有什么关系呢？这要说到建国后几十年的社会变化。

   首先是解放后的教育扩展很快。1957年，中国每年只有100万初中毕业生，到了1968年就变成了500万，70年代基本做到了普及初中教育，90年代开始普及高中教育，现在已经开始普及大学教育了。这意味着差不多每3-4年，新一代中国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就要增加1年。

   50年代的时候，小学文凭要分初小和高小，初小是三年教育，高小就是上满6年小学的意思，属于知识分子。60年代搞上山下乡，初中生算知识青年。80年代的时候，征兵得是高中生，才能被军官夸一句有文化。到了21世纪扩招之后，大学生都不敢说自己是知识分子，2010年之后，大多数企业招博士硕士进来，根本不是新闻。到了今天，可以说中国所有的年轻人都完成了知识化。在座各位和你们下属的团员，乃至整个一代年轻人，放到共青团早期去，都是知识分子，甚至是高级知识分子。共青团的潜在基础已经从少数发达城市扩张到全中国。

   第二个变化是独立社会舆论的形成。在党和政府之外，年轻人开始独立地讨论政治问题，也能从官方媒体之外获得大量的信息。在中国大多数网络社区上，政治和社会都是最热门的话题，哪怕是纯技术社区、动漫社区、游戏社区也不例外。网络舆论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，党绝对不可能用官方媒体管住年轻人的思想。年轻一代的政治倾向越来越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力量。不能简单地用动员的方式来控制。共青团作为一个青年组织，如果总是做党报的复读机，是做不好工作的。

   第三，产业升级速度越来越快，年轻人做的工作，大多是父辈没做过的工作。年轻人的生活环境，往往是父辈没见识过的模式。而且在可预见的将来，这个趋势不会放缓。让上一代主持的政治组织来全面控制青年工作，肯定是要出问题。

   在这几个条件作用下，可以说，共青团发展早期的发展条件，在更大的范围，更广阔的社会阶层重现了，甚至比当年更需要专门的青年工作。所以，在很多方面，共青团工作可能要吸取早期半独立时期的经验，而不是最近几十年作为外围群众组织的经验。就在十天之前，团中央刚刚公布了一个《中学共青团改革实施方案》，严格控制入团标准，初中毕业的入团比例不得高于30%，要求所有团委书记都不得兼职，基层团支部要落实直选，定期换届，总之高层也有人意识到团组织需要改革。我今天从共青团早期的发展历程谈起，就是想结合历史，谈谈我对现在基层团委工作的一点想法。

   当年团组织最成功的经验是什么呢？我认为最成功的一点是给团员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世界模型，这个模型里面有整个社会的运转模式，也有团员个人生活的解放，让青年学生意识到，个人生活的大多数梦想，要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进步，仅仅靠个人的奋斗是不行的。

   当时的中国，读书还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，接受中学以上的新式教育，一般来说要中等以上的收入才能支付学费。而这些受过教育的青年，毕业后的就业机会和平均工资也远远超出普通的工人农民。可以说，摆在他们面前最尖锐的矛盾不是温饱和生存，也不是土地和工资，而是自己将来以什么方式生活的问题，是自己的梦想能不能落实的问题。西方传入的现代化教育给他们一个空前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但是现实又把他们拉回到落后的中国，谁能给他们解释这个矛盾，指出解决矛盾的方案，谁就能赢得他们的支持。

   所以，早期青年团的宣传，会涉及一些现在看起来很都很现代化的生活细节，比如说女权问题，比如说婚姻自由，比如说宗教自由，比如说反迷信，比如说增加教育补贴，要求普选权。这些话题对于普通工农来说，可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，但对于学生来说，既影响接下来的学习，也影响将来的个人生活自由，他们愿意为了一个有更大自由的社会来参加共青团。

   1922年，共青团刚刚建立，就搞了一次全国范围的反基督教运动，以团中央刊物《中国青年》为核心，连续抵制西方国家在中国教育界强行推广基督教。1925年全国学联把圣诞节前后一周定为反基督教周，这一周动员全体学生，尤其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去抵制西方教会。很多教会学校因此改成了不强制信教的普通学校。整个20年代，共青团都以婚姻自由为重要的宣传口号。比如说当过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，之所以在1925年加入共青团，就是因为为了摆脱家里的包办婚姻。1928年到了莫斯科，他才转为共产党员。6年后的1934年，他已经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了。

   20年代的这些共青团活动，和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不平等条约相比，看起来目标是缩小了，实际上目标更具体，更吸引人。事实证明也能动员更多的年轻人。今天的团委，如果不想纯粹变成一个俱乐部，还想做点事情，也必须像当年的的共青团那样，给普通人搭建一个社会模型，把他的个人梦想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。当年的共青团搞书店，搞讲座，翻译外国文艺作品，给城市青年介绍中国各个地区的现实情况，现在有了互联网，硬件上应该说是更方便的。别人在互联网上讨论政治，团委干部也能做到。

   当然，今天的上海和100年前也有巨大的区别。当年那些年轻人梦想的一些东西，比如婚姻自由，比如就业自由，比如说中国人和外国人平等竞争，都已经是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现实了。肯定不能简单地复制过去的经验。但是，有些基本原则是不变的。无论什么时候，社会进步都是个人生活和梦想的基础。

   今天的年轻人，也有他们需要珍惜和争取的东西，比如说爱情、亲情、工作、健康，这些东西看似很个人化，但只要认真分析，一定能联系到整个社会的进步，要么是物质生产提供了基础，要么是社会制度变革提供了自由空间，大多数情况下是两者共同支撑了年轻人的梦想。好的宣传人员一定能把人生和和社会进步联系起来。

   三 唯物主义者的世界（核心内容）。

   实际上，今天的年轻人对于世界模型的需求，比当年还要强烈。一方面我们承认，当代的年轻人相对100年前的青年学生，学历更高，知识储备更多。但另一方面，他们应对的世界也更复杂，各种知识的分支也太多，很难得到一个总体概念。现代大多数学生，真正学习天文地理，历史政治，数理化这些综合性知识，是在中学阶段，高考结束就要忘掉一半。大学四年只是熟悉了社会某个行业的某个分支，不能太高估现代大学生对整个世界的认识水平。我在招聘网站编辑的时候，很需要知识体系全面的人，曾经私下开过一个标准，就是中学各个科目的知识都能记住八九成，没读过大学也可以立刻来上班。事实证明，这是一个很高的标准。

   所以宗教往往乘虚而入，为需要世界观的年轻人提供一个全面的解释，据我所知，各种地下教会在上海乃至全国的年轻人中传播都很广，我周围还有很多人把相当一部分收入扔给和尚。各位都是共青团干部，理论上说应该信奉唯物主义，不能用宗教这种精神幻觉去骗人，那么最需要掌握的能力，就是给年轻人构造社会模型，让他们知道，政治不仅仅是播音员天天念的社论，而是和他们日常生活切实相关的东西。

   建立这样一种联系，其实是个很复杂的过程。其实我也经常怀疑到底社会学理论是否对现实有指导作用。有的时候，我推开窗户，看着外面这个城市，想到这么一个充满生活气息，飘着食品香味的熟悉地方，居然就是严肃的历史课本、地理课本，乃至精确的物理、化学课上描绘的世界，就觉得不可思议，需要好好想一想才能讲清楚，接下来我来分享一点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思考。

     1 亲情

   首先谈谈亲情和家庭关系。

   在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国家，家庭和睦都是不能挑战的基本价值观，我们默认父母和孩子之间，兄弟姐妹之间应该是无条件相互照顾，相互理解，不惜任何代价也要让对方生活美好。对于这一点，无论是政治人物，还是娱乐明星，在公开场合都不敢质疑。这说明，对于现代人来说，亲情是一种基本的政治正确。而且，由于这东西和血缘关系相关，我们会默认这是一种自古以来的常态，不需要任何前提。

   实际上呢，以我过去几十年的生活经验，尤其是在农村耳闻目睹的事实，无论是父母和孩子之间，还是兄弟姐妹之间，并没有这种无条件的亲情。不夸张的说，几十年前，一多半的农村家庭都有着相当尖锐的内部矛盾。比如说，两个儿子长大了，给哥哥盖了房子，给弟弟的待遇差一些，父子之间、兄弟之间立刻就能变成仇人。又比如说老人年纪大了，由谁来照顾，亲兄弟姐妹之间算账可以精确到分，算时间可以精确到小时。要是父母有遗产，或者父母还在，有一笔潜在的遗产，那明争暗斗就更惊人了，趁父母不在，到房间里偷偷检查的案例，我听了不是一起两起。90年代的时候，我家邻居，一个老头把3000块钱悄悄寄存在我家，就是怕子女为了这个钱打架。

   到了21世纪，就我的感觉，除了有拆迁赔偿的时候，农村家庭关系反而在明显缓和，兄弟姐妹之间，父子之间打架的案例有明显下降。我考虑了很久，才意识到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原因。

   为什么呢？在过去的农村，土地、房产往往要从父母那里继承，而这些东西又往往决定了一个人的经济水平，所以兄弟之间有激烈的竞争。另外，老人没有退休金，所有的收入来源都是体力劳动。一旦年纪大了，不能劳动，就必须依赖子女赡养。这等于在子女之间分配一笔负资产，当然也会引发矛盾。

   90年代之后，中国工业劳动力迅速增长，把农村的年轻人几乎吸干了。不到过年前后，许多村子一个年轻人都找不到。这说明，工业劳动提供的回报远远超过农业，而有了电泵和拖拉机，农业也用不了过去那么多人。和年轻人在城里赚的工资相比，卖粮食那点钱不算什么，盖个房子也不用攒很久的钱，在父辈手里争土地、争房产，收益率太低。农村的低保、养老保险虽然比城市低，但也开始普及，再加上医疗保险也向农村蔓延，明显减少了农村养老的成本，提高了老人的劳动能力。这些条件放在一起，兄弟姐妹之间没什么可争的，也不太需要推卸责任，所以矛盾少了，家庭相对和睦。

   客观地说，我承认一家人内部是有天生的亲情的。自幼一起长大，当然有感情。但是，感情往往抵不过利益，尤其是农业社会，有没有土地决定你能不能吃饭；有没有房子决定你能不能结婚，留下后代。在这种残酷的生存竞争状态下，亲兄弟的感情也没那么好用。农村有了家务矛盾，往往是请舅舅来裁决，不是因为舅舅比其他的长辈地位高，而是母系亲属不涉及这个家庭的利益纠纷，所以他的亲情和公平性都比较可靠。

   几千年来，其实中国家庭都是先谈规矩，再谈亲情的。古代讲封建伦理，有的尽量避免分家，有的要严格地区分嫡出和庶出，或是干脆长子继承制，用预先立规矩的方式避免冲突。解放后没有封建伦理，但农村的生存竞争还在，所以亲情往往会被利益撕裂。工业化让每个人的劳动成为最大的利益，超越了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，不再需要从家族分割土地和常婵，这才让中国人的亲情达到了另一个新水平。

   当然，只有经济进步也不行，软件也得跟上。现在虽然说婚姻自主，恋爱自由，但往往父辈还是喜欢插手下一代的婚姻和恋爱，我到各个网络社区上看，有三件事是最引发家庭矛盾，最影响亲情的。父母催婚，父母帮子女决定婚姻问题，父母插手子女婚后生活。但这三件事还很常见，如果还有第四件事，往往就是父母插手孩子的工作问题。这说明还有相当多的中国人，意识形态没有跟上新时代，不适应年轻人可以自己谋生，自己安排生活的事实。

   不过，父母插手也有他们的道理，因为现在城市房价太高，年轻人如果要在大城市落户，父母不帮忙，往往是买不起房子的。中国政府规划能力差，导致企业和就业机会过度集中在少数地区，还没有房产税，结果就是年轻人在房子问题上又回到了农业社会，还得向父母求助，还得让代沟问题和家庭利益分配影响自己的亲情。这说明我们的社会还有很多地方要改进。

    2 爱情

   说到房子问题，我几年前在东华大学有一次讲座，说中国人的爱情，很大程度上是钢铁工业通过房子制造的。简单地说，爱情有排他性，需要独立空间才能快速生长；婚姻是组建新家庭，更需要独立的房子提供私密性。两个人同居租房子，首先希望有独立卧室，然后第二个需求是独立卫生间，接下来是厨房，这个顺序充分说明了婚姻和爱情对私密性的要求。

   但是，几千年来，中国人很难给每一对新婚夫妻准备房子。当时中国人已经把农业地区的木头砍的差不多了，所以盖房子的成本很高，往往几代人盖一次房子。所以，结婚修房子要靠长辈的支持，往往还盖不起，只能和长辈同住。在那个时代，婚姻生活的概念和今天大不相同，爱情这个概念几乎不会指导生活。

   等到建国后，工厂大批招工，用钢筋盖房子，给工人分公房，至少也能让2个工人的工资租得起房子，这才能逐渐在城市保证了婚姻自由。现在城市的房子虽然贵，但即便在上海，夫妻两个人租一套小面积的独立住宅，私密性和舒适程度还是远远大于上一代国企员工的住宅。80年代末，我家住的楼房只有30多平方米，已经是国企双职工比较好的房子了。所以现代年轻人在恋爱方面的自由远远超过自己的父母。

   但农村盖房子还一直是个大事。我家在农村的老院子一直到80年代，还是土坯墙，草顶，周围邻居也很少盖新房。所以农村青年的爱情没啥用，婚姻要听父母的。一直到90年代，打工潮起来，男女二人拿出一部分工资就能租房，婚姻自由才开始普遍落实。

   当然，房子只能保证结婚，还不能保证现代意义上的爱情。因为爱情还有另一个因素是平等。妇女和男性有同样的就业机会，有同样的教育机会，这才可能有相同水平的爱好和见识，才能普遍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爱情。农业和手工业时代，大多数劳动都需要很强的体力，所以男性地位天生地优于女性，在就业和教育方面享有优先权，当然也很难对女人产生平等的感情。很多古希腊人就认为，爱情是男人和男人之间的事情，男女之间只有生育关系。所以同性恋高于异性恋。

   工业化之后，人类工作的方式主要是操控机器，体力不那么重要了，女性才开始获得平等的就业权。中国各个省份，男女平等指数和工业化水平直接相关。我曾经考证过“上海男人会做饭、爱做饭”这个说法是怎么来的，发现一直到2016年，上海家庭还是女人做饭多，但的确上海男人做饭的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。

   为什么呢？因为上海工业化最早，是中国第一个完全工业化的省级单位，女人也能充分就业。无论哪一方做饭，耽误的潜在劳动时间是差不多的，所以男女做饭的比例迅速拉平。其他省份的工业化程度不如上海，所以男女平等程度也低于上海，在他们眼里，上海男人的特性就是会做饭，会分担家务。实际上，这是家庭关系现代化的标志。

   女性平等就业，下一个影响就是教育平等，男女同校，中国人从读小学开始，就和许多异性频繁交往，了解异性的心理，也懂得尊重异性，潜意识里就有了平等的认识。现在很多女生抱怨那些工科学校的学生不理解，不尊重女性，可以想象一下过去只有男人受教育的时代，男性是怎么看待女性，怎么和女性谈感情的。

    但今天还远远不是爱情最自由的时代。大城市的房子贵，小城市缺乏就业机会，男女继承父母遗产不平等，尤其是在拆迁的时候，很多人还在鼓吹搞男子学校，女子学校，家务劳动还要制造很多家庭矛盾，占用女性相当多的时间。从这个角度说，如果你希望爱情更纯粹，更自由，就应该支持政府收房产税，把钱拿去补贴制造家务机器人的企业。

     3 梦想

   前面我提到工作和教育这两个条件会影响你的感情，影响你和其他人的关系。但他们最重要的影响，是改变一个人的梦想，决定你对自己的态度。

   我对别人描述过去的农村有多落后，经常讲我90年代初经历的一件事。我当时被父母送到一个农村小学，快毕业的时候，几个同学坐在一起聊天，一个同学很自然地谈起今后几年的打算。他说继续读中学没意思，反正也考不上中专。但回家种田，也没几亩地，所以打算去做小生意。他给我说自己的计划，沿着公路往山下走，到附近通火车的一个小镇上去进货，再回来往山里走，到更偏远的几个村子去卖，赚几年钱准备娶媳妇。后来我看电影《阿甘正传》，那个黑人士兵给阿甘讲退伍之后买渔船去捕虾，就想起我当年同学讲话的样子。那年我11岁，他大概十三四岁吧。

   这个事情说明，从我这个同学的视角来看，教育和就业提供的机会都很渺茫，所以他只能在自己熟悉的地理范围内规划未来，连到外面的建筑工地打工都不敢想。当时的中国城市也的确容纳不了全部的年轻人。

   从我小学毕业到今天，不过是24年，梦想已经成为年轻人的朋友圈里最常说的一个词。每个年轻人都野心勃勃地要发财致富，都认为自己30岁、40岁的时候一定能过上更精彩的生活。除了最偏僻的农村，我估计很难找到我同学这种人了。这几天常熟的童工事件大家都听说了吧，哪怕这些童工的生活方式和发展前途，都比我当年那个同学要强。

   之所以年轻人的梦想变了，首先是因为是工作的机会增加了。从5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，要是能在工厂里面工作，每月按时领几十块工资，几乎所有中国人都会觉得别无所求了。70年代的时候，我父母工作的矿山出事故死了一个矿工，他的妻子刚刚跟着他到这个矿山几个月，周围没有一个熟人。她可以选择拿抚恤金回农村老家，回到她的亲戚朋友身边去。但是，她如果留下，也可以顶替她丈夫的岗位，在国有企业上班领工资。这个诱惑太大了，大到她无法拒绝。所以她坚持留下，在一个没有熟人的地方烧几十年的锅炉，一直到矿山破产。我今天都很难想象一个文盲女人是怎么度过这几十年的。但是，一直到今年我回矿区看到她的时候，她还是精神抖擞，对自己能领退休金这个事实很满意。

   到了21世纪的今天，很难想象一个普通工人的身份能让人放弃那么多东西。实际上，在流水线上当一个工人，是现在年轻人的保底身份，根本就不算梦想。有了这个底限，再加上越来越普及的大学教育。中国年轻人才会奢侈地谈梦想，反正最差的结果，也是父辈们不敢想象的生活。这说明，我们中国的钢铁、机械、电子工业都足够发达，能够造出足够的工具，把中国人装备起来，进行工业化的高效率劳动，这才能提供无数个向上的机会。

   而且，这几十年是一个阶层剧烈变动的时代。一方面整体的社会阶层都在提升，另一方面基层向上爬的机会前所未有的多。我也有朋友在你们这个企业工作过，大致知道中层技术人员的收入，我估计在座各位的收入、社会地位和发展机会，平均下来应该明显高于你们的父母。这是最近一代人的普遍现象。

   正是因为这种机会多，所以我们只要发现机会稍微减少一点，就会抱怨拼爹的太多了，抱怨阶层固化。其实呢，从历史上来看，阶层固化才是社会的常态，我们中国这几十年通过产业升级和社会运动打破了这个常态，才有年轻人的梦想。才能产生足够多的跨阶层婚姻和恋爱。

   为什么阶层变化大呢？这个和产业升级有关系，另外就是我们的教育总体上还是比较公平的。国家对教育的投入比较大，公立学校拿到了绝大多数教育资源，尽可能保证穷人的孩子也受到底限的教育。高考和考研，这两个制度虽然有僵化的问题，但总体上做到了任何人努力就有回报，都有机会拿到一个更好的文凭，在出现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都能去竞争一下。

   国家搞教育，和私人搞教育不一样，有需求要搞，没有需求还是要搞。反映到教育政策上，就是我们这个国家几十年一贯制地搞扩招，60年代小学扩招，70年代中学扩招，80年代中专扩招，21世纪大学扩招。表面上每次扩招都超出了当时经济水平的需求，都让年轻人读了书要发愁找工作。但我们要意识到一点，教育这个东西归根结底是让人去教育人。扩招本身意味着知识扩散更快，为下一次教育提升提供了更多的老师，把知识从龙虾的价格变成大白菜的价格。

   从建国到21世纪，我们国家的基层教育很大程度上是靠民办教师支撑的。这些民办教师大多数是高中毕业教初中，初中毕业教小学，本身就是上一波扩张的结果。民办教师相对公办教师待遇差，水平也差一些。但是，他们的存在，保证了教育足够廉价，足够普及，绝大多数农村也能买得起。就像现在新升级的那一批大学，保证了基本的高等教育一样。我们想一下，几十年前中国只有少数人居住在城市，只有少数知识分子能自己给孩子上课，如果不是拼命扩招，把教育资源普及到貌似不值钱，那有限的受教育机会肯定会被少数家庭垄断，把职业上的优势形成永久性的阶层固化，大多数年轻人在十几岁就知道自己的未来，也就谈不上什么梦想了。

   4 健康

   第四个，也是最根本的问题是健康。现在打开微信朋友圈，年轻人谈梦想，谈创业，谈职场经验，到了我这个年纪或者更大，主题就是养生了。动不动就是这个习惯让你早死，那种食品致癌，或者是某个城市的空气会让你少活多少年。我和家里一些亲戚聊天，也经常听他们抱怨，说现在污染太严重，什么都靠不住，不小心得一个病，家产一半就没了，命还不一定保得住。

   我相信，你们也经常听到类似的言论。这些言论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中国人的健康水平有了一个巨大的飞跃，以至于大多数人有资格担心自己得癌症，也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判断自己有没有得癌症了。我前几天看了一个数据，全世界癌症发病率最高的地方是北欧的丹麦，我们终于也和发达国家一样，开始担心这个问题了。

   就我80年代的记忆，“老年人”这个概念是从45岁开始的。大多数人在我这个年纪，就开始有明显的老态。当然我的头发也开始脱了，但当时的中年人一般有坏掉的牙齿，皮肤开始出现斑点，身上肌肉或者骨头多少带点永久性的伤害。等到60岁的时候，大多数人已经的确接近于丧失劳动能力了，一般等不到癌症发作，就会因为一些不大不小的病死掉。就算有幸癌症发作，乡镇卫生院也诊断不出来，多半是吃点止痛药，等到最后发作，家人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死了。

   最近几十年，随着工业的发展，绝大多数人生了病，是要去正规医院的，验血、拍片子，做ct，虽然是个很沉重的负担，但这些程序都要走一遍。如果要注射，要输液，用的都是一次性的用品，不像几十年前要消毒后再用。我国到现在一亿的乙肝病毒携带者，可能有上千万人是因为针头消毒不够感染的，现在不会再有类似情况了。

   有了这些医疗条件，再加上食品供应充足，都能吃饱饭，我们才会去担心食品污染问题。其实今天绝大多数食品都比上一代人安全多了，过去的农民农药残留基本上不控制，用剩饭垃圾养猪，重金属含量比今天高的多。

   当然，有了这些硬件条件，很关键的一点是让中国人用得起。医疗市场是一个很特殊的市场，不是说你把供需双方摆到一起，自然就会达成最优配置的。你去菜市场买菜，你知道自己要买啥，也能基本鉴定菜的好坏，所以可以搞自由市场。你去医院接受医疗，你并不知道自己要买什么药，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服务，更没有能力鉴定医生到底做的好不好，是不是强行给你多卖了东西。甚至你很难在两家医院之间比较谁的决定更正确。这是一个严重的单向不透明市场，如果自由交易，价格一定会远远超出理想状态下的平衡价格，让相当一部分医疗资源闲置。

   最近百度和武警医院搞彻底的自由市场和广告宣传，结果把患者治的人财两空，就是一个很好的反向例子。如果你们卖汽车的时候，能够替买家决定数量和价格，还不让他们知道汽车性能，你们也会把汽车卖出飞机价格，这样哪怕闲置一部分汽车产量，也对企业是有利的。

   我们国家的医疗资源，到目前为止，总体上还控制在国家手里，大多数价格是由国家强行干预形成的，医院还要承担许多政治任务。这当然导致了很多问题，但我们的确避免了医疗完全市场化导致的价格失控，在医疗资源还比较有限的情况下，优化了资源使用。这也是我们国家的体制优势。现在，我们这个医疗体制开始出问题了，国家干预价格，医院用分配很不均衡的医药回扣来补偿医生，结果就是大量的基层医生不满待遇，相当一部分医学院毕业生宁可当医药代表也不当医生，这是新的问题，需要新的方案来解决。但无论如何，中国必须坚持住国家控制主要医疗资源，政府干预医疗价格这个原则，否则经济再发达我们也看不起病。

   5 反例

   关于这个有钱也看不起病的说法，美国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好榜样。美国的医药产业全世界最发达，美国的医院往往要给全世界制定标准，美国人均GDP在大国里排名第一，仅有卢森堡、挪威、瑞士、卡塔尔这四个小国比他高。美国每年花17%的GDP用于医药，但是，美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78岁，中国是75岁。美国虽然比中国高三岁，但是他人均GDP是中国的8倍，医药产业占gdp的比例超过中国的三倍。等于美国人用25倍于中国的医药投入，换来了3岁的寿命增长。如果中国的医药投入也变成25倍，你相信人均预期寿命只增长三岁吗？

   这说明，我们平时忽视甚至抱怨的一些东西，其实是中国最珍贵的优势。我刚才举的例子是美国人有钱也未必有健康。类似的，日本、新加坡、英国这种国家，对精英人群和普通人实行严格的区分教育，在十几岁往往就决定一个人的发展上限。日本2万多所小学，只有74所国立小学，200所私立小学，剩下全都算公立小学。这三个小学，基本决定了你能读什么中学，进而读什么大学，在政府和企业里能谋什么职位。这样的国家虽然现在比我们GDP高，但大多数年轻人看不到向上的可能性，现实中缺乏理想，甚至缺乏野心，只能在文化产品里寻找梦想。日本的动漫发达和社会固化是有直接相关性的。这样的国家没有活力，迟早被我们超过去。

   我们前面还提到了亲情和爱情。像印度这种国家，比我们传统，比我们城市化进程慢，似乎应该充满了亲情。但这个国家最流行荣誉谋杀，越传统的地方越流行。所谓荣誉谋杀，就是你不按照家族的意思去结婚，自己和喜欢的人私奔，亲戚们就有义务杀了你，最好是亲兄弟来动手。一个邦每年发生几百起类似的谋杀案算少的。从现代社会的角度来说，显然这种地方既没有亲情也没有爱情。

   为什么没有亲情和爱情呢？因为这些国家经济上没有工业化，文化上还处于传统社会，把婚姻看成家族的事情，不承认个人感情的影响。你的婚姻，很可能是家族长辈乃至亲兄弟需要的一个筹码，可以用来交换利益的，你个人破坏了他们的利益，也没有能力离开家乡，去现代社会独立生活，当然要承担责任。

   总而言之，上面这些内容，可以简化成一句话，就是：我们生活的每个细节都完全依赖于社会的进步，依赖于全社会物质财富的积累与生活方式的变革。

   四 世界模型有什么用

   1 不要发空头抱怨

   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，大多数就是我平时在网上的言论。所以，我不用问你们，也能知道这些说法会遇到什么样的质疑。首先就会有人问我，你把社会描绘的这么好，把进步幅度描绘的那么大，为什么我没感觉到呢？为什么网上大多数谈时政的发言，都是在指责政府呢？

   我承认这个说法是对的。虽然总的来说社会在进步，但怨言也越来越多，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事实。

   第一个原因，就是上面提到的。社会进步制造普通人的梦想。普通人对社会的期望值，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。越是受教育水平高，越是发展机会多，抱怨就越多。读过大学的人，对自己发展的预期肯定比读过小学的高，越不容易达到完全的满足。我们今天抱怨阶级固化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社会总体上还充满了机会。

   我今年看到一个新闻，英国从公元12世纪以来，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就没什么变化，在牛津剑桥大学的学生名单上，学生的姓一直是诺曼人征服英国时候的那些贵族的姓。最近bbc有一部纪录片，《人生七年》，每隔七年去拍摄同一组孩子的城镇历程，我推荐大家去看看，可以看看在英国，一个人通过努力，最多能把阶层改变到什么地步。刚才我提到日本从小学就分国立、私立、公立三等，英国人也是大概6%到7%的人读非常贵的私立学校，剩下的人读免费的公立学校。读私立学校的人大概垄断70%的管理职位。但我们很少听到英国舆论抱怨阶层固化。

   当然，我这么说不是让大家闭嘴不抱怨，相反，既然梦想多，抱怨才多，我认为抱怨反而是社会进步的动力。只是，我前面说了那么多社会进步和个人生活的联系，就是想告诉大家，你在生活中遇到的绝大多数不满，在网上看到的大多数让人生气的新闻，都有深刻的社会背景，不能简单地用一个“不”字去否定，更不能简单地把现实反过来就解决问题。

   比如说这几天的新闻，常熟有大批的云南童工在工厂里干活，曝光以后，常熟市政府全市拉网排查，把所有看起来不到16岁的工人都拉出来检查，确认之后送回老家。那天我们编辑部讨论这个新闻，我说，网民和许多记者的记忆只有几个月，看到了就觉得是个大新闻，义愤填膺。觉得用童工的人很邪恶，应该让孩子们脱离这些邪恶工厂的控制，回去上学。但是送回去就管用吗？

   我在现在这家媒体才做了不到5年，东部沿海地区出现大批云南童工的新闻已经做过2次了，2014年那次还上了头条。你不能说问题的根源在于工厂违法雇佣童工，因为这些儿童留在本地读书，可预期的前途还不如出来打工，所以他们心甘情愿出来打工，家长对这个事实要么不管，要么默许。你把他们送回去，不改变在家乡没前途的现实，他们还会出来的，过几年再被某个记者发现，搞一个更大的新闻。

   具体说，就是中国现在东西部差距已经拉的太大了。东部许多省份已经接近发达国家，云南的贫困山区，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，反而有一定的社会倒退，毒品和艾滋病泛滥，基层教育水平很差，这些十三四岁的小孩子如果留在当地，多半也是失学，就算勉强读书，也几乎没有任何升学的可能，倒是可能会染上毒品，或是被犯罪集团拉走。所以，无论是他们自己，还是他们的父母，都乐于见到他们到东部沿海打工，有的一个月能赚三四千块，多少也算慢慢地融入现代社会了。强行把他们送回去，貌似是符合法律，符合道德，实际上是害了他们。

   真正要解决这个，必须加大对西部的扶贫力度，而且要有足够的公务员下乡，把政府的力量插到家庭里面，剥夺那些不负责或者没能力负责的父母的监护权，把孩子们都送到寄宿制学校去，接受平均水平的教育，毕业后再融入社会。否则的话，过几年，还能看到类似的新闻再重复一遍。

   中国这样的复杂事情还很多，比如说城管问题，到底城管有没有权利清理城市的街道？如果遇到和平执法没法解决问题的时候，他们有没有强行执法的权利？这些问题都不是抱怨能解决的。哪怕仅仅是平息舆论，也需要明确的回答应该怎么办，而不是仅仅说不该怎么办。作为团委干部，可以说你们的任务之一，就是提升普通人对社会问题的思考层次，从简单的抱怨，升级到积极参与，从简单的说“不”，逐渐升级到考虑“怎么解决问题”。这才算的上讲政治，才能让普通人发现了解社会的重要性。

   2 珍视文明成果

   必须承认，解决问题要比抱怨麻烦的多，很多人上网发言就是为了发泄一些情绪，很多人在朋友圈转段子，也就是当笑话听听，没有很深的政治内涵。为什么我今天要反对这种情绪化的抱怨呢？

   首先，从逻辑上说，社会上大多数问题不是判断题，甚至不是选择题，你不能用排除法来得出正确的答案。你否定了现在，不提出自己的主张，不全面考虑问题，等于没有回答问题。这样的想法如果成为主流，实际上就等于无政府主义。无政府主义在农业时代未必行不通，但在今天这个工业时代肯定不行。因为现代社会需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，100万种政策组合中，或许只有那么十几种是可行的，你否定其中的一种，如果不找到另外一种可能的组合，等于直接把社会推向另外99.9万种不可行的政策组合，就会导致社会运转出问题。现代社会已经太复杂了，承担不起秩序崩溃再慢慢恢复的代价。城市的下水道堵三天，城市供水停三天，上海这种大城市就很可能爆发瘟疫，街上的场面可能比生化危机的电影还恐怖。

   简单地说，要想推动社会变革，成功的前提是从说“不”升级到“怎么办”。社会发展到今天，不能全靠试错法来进步，更不能让无政府主义思想来主导社会。

   我今天要反对情绪化抱怨的第二个原因就是各位的身份。你们是团委干部，理论上说，是要在理论上引导团员，引导群众的。如果一个思想性组织的干部都不能正确地理解社会变革方式，很难想象普通人会理性的思考社会，会积极推动社会进步。如果普通人都对社会组织方式没有理性认识，社会就有非常严重的潜在风险。

   这里我多说几句，其实我个人一直对现代社会，尤其是现代都市抱有很深的危机感。这么大的城市，水、电、气、公交、通讯、粮食，哪一个供应出了问题，现在看起来井然有序的社会都会出现混乱。要是混乱持续几天，就有可能出现无政府状态，需要很大的代价恢复正常。现在社会上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并没有一个理性、全面的看法，并没有自发组织起来，维护社会运转的意识，对大多数社会事件的看法都过于简单，我很担心小概率事件会导致不可控的后果。

   有的时候堵车堵在街上，我就想，如果城市里出了什么重大危机，不要说继续生活，可能连逃出去都做不到。上次汶川地震，地震波传到西安，大街上立刻挤满了人，走都走不动，所有人互相打听，谁也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谁也不敢进房子，再加上电话打不通，每个人都处于恐慌状态，这时候如果有一个恶性谣言传出来，或者是小范围内有犯罪事件，光是踩踏都可能导致很严重的后果。

   最近十几年，社会越来越发达，生活越来越舒适，我发现大多数城市人口迅速地习惯了这种生活，以至于认为这个社会天经地义地应该有自来水，有电力，超市里任何时候都应该有食品出售。但实际上，我这个35岁的人回忆起来，天天停电，凭粮票买粮，劈柴取暖的日子还在眼前，不能默认这么复杂的社会永远不出问题。

   2003年非典病毒事件，2011年福岛危机导致的抢盐事件都说明，如果普通人不理解社会的复杂性，缺乏基本的社会学常识，不可控的动荡随时都可能爆发。

   所以，我今天建议团委应该主动承担这个任务，把个人和社会沟通起来，通过社会科学科普的方式，消灭社会潜在的无政府因素。如果社会出现什么变动，或是遇到什么危机，普通团员尤其是团委干部应该充当主动性的组织力量，而不是被动的反对者。这是我今天要谈谈社会模型与个人生活关系的另一个理由。希望各位像20世纪早期的那些共青团干部一样，在社会进步中充当骨干。

   五 科幻精神

   到此，我本来想讲的内容就说完了。但是前几天，咱们团委的领导邀请我来参加团委活动的时候，说不仅希望我谈谈个人想法，最好也谈谈咱们汽车行业相关的内容，还和我探讨了一下汽车行业是不是夕阳行业，适合不适合年轻人加入。这个要求让我压力很大。

   我曾经是一个搞路桥的工程师，我也有很多同学在汽车行业工作，甚至有的就在你们这个公司。但这不是我敢于对你们乱说话的理由，相反，这恰恰让我认识到隔行如隔山，多说一句都可能闹笑话。所以，在今天最后的一部分，我还是以一个外行的身份，聊聊我旁观汽车行业的一些见闻。

   我整个家族第一次见到汽车是1931年，日本部队的两辆汽车从我家门前开过去，占领了县城，一天后又占领了省城。从那天开始，接下来的14年，我家都在满洲国的统治下生活，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又跑出来当皇帝。这期间我爷爷上学读书，学校里教的都是日语，不许说中文，一直到70多岁去世，他都能说很多日语。

   这是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。中国历史上也被很多外来军队占领过，建立国家的也不少。但从来没有哪个外来政权能让中国普通人改语言，总是外来政权慢慢地忘掉自己的语言，改说汉语，为什么日本人就能做到这一点呢？原因当然很多，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日本人是带着汽车来的。

   古代那些外来政权文化水平低，使用的冷兵器和中国人相比也没有什么代差，所以就算打了胜仗，也得接受中国的文化。等到近代帝国主义来了，1860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烧了颐和园，1900年八国联军又占了一次北京，但都没长期占领中国，也没像后来的日本人那样，连语言都给你换掉。这里有什么差别呢？

   后来的日本人和之前的帝国主义入侵相比，最关键的进步在于第二次工业革命。

   本来帝国主义相对中国最大的优势就是工业，但是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没有内燃机，军队要么坐着蒸汽船沿着水路走，要么坐在火车上沿着铁路走。一旦离开铁路和水路，重武器也得用马拉着走，后勤补给也得靠马车，对中国人的优势就没那么大了。

  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，帝国主义的军队也没用上内燃机，所以虽然他们能打败中国军队，而且沿着河道和铁路前进，能占领广州，占领南京，乃至占领首都北京，但没有能力分兵占领中国的内陆地区，最后只能要了赔款撤走。日本人30年代再来的时候，有了汽车，机枪大炮和后勤物资可以装在车上，小部队也有很强的战斗力。几十个日本兵带着一辆汽车，遇到一个营甚至一个团的中国部队也能打一阵，而且援军也是开着汽车来的，很快就能解围。

   所以日本人的小部队敢下乡，敢散开占领中国大片地区，成为近代对中国伤害最大的帝国主义。一直到二战末期，几百万中国军队也拿100万日本兵没办法，我的家乡最终是苏联红军开着更厉害的内燃机，用坦克解放的。

   刚才这个问题总结一下，就是说，第一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军队，如果人数不够多，只能沿着铁路控制几条线，第二次工业革命水平的军队就能开着汽车控制大多数农村。所以新中国一五计划就要搞汽车厂，就是因为新中国急需汽车工业来保证国家的统一，后来这个汽车厂还出了一个主席。

   这个规律不仅仅限于军队，在经济方面也一样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工厂，动力靠蒸汽机，运输原材料、产品和蒸汽机烧的煤要靠铁路，或者靠船。那时候的工厂区沿着铁路和运河延伸，在地图上也是一条条线。在这个阶段，哪怕是最先进的国家，大多数国土还是保持着农业社会的面貌。

   等到第二次工业革命来了，内燃机取代了蒸汽机，电力取代了传动轴，工厂就不用挤在铁路或者运河边上了。因为汽车能去的地方比火车多，可以在更大的范围内运输原材料，电力更是拉一根线就能提供动力，工业区可以全国铺开，哪里适合就在哪里生产。这时候，工业区从几条线变成一个面，从一维升级成二维，国家就可以全面工业化了。

   咱们国家是在70年代完成第二次工业革命的。70年代，中国在湖北建设二汽，这是独立设计施工的第一个大型汽车工业基地，在陕北搞了远程输电，学会了组建大电网。这个时候我父亲从农村被招工，到一个矿山去工作，这个矿山离铁路很远，也不靠河，甚至在地下都没有铺铁轨，都是用卡车运输。可以说，没有汽车工业，就没有这个矿山，也没有我父亲的工作。他刚上班，因为在生产队里开过拖拉机，就开着拖拉机去运变压器，给矿区接上高压电。可以说，我家进入工业社会，就是中国自己搞了汽车厂，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的结果。

   第二次工业革命还带来一个效果，就是工人不用集中住在工厂周围了。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，远程交通工具只有火车，但坐火车上下班还是不方便，所以工人的家不能离工厂太远。从工厂的角度说，因为没有电话，也没有汽车用来接人，一旦工厂有什么事情，也希望工人住的近一点，保证随时能找到你。所以，在汽车普及之前，工业人口都住在工业区附近。中国虽然70年代能搞汽车厂了，但卡车还不够用，普通人很少能坐上客车。除了大城市有公交之外，几乎所有工厂都要在厂区附近建设家属院，结果就是从50年代到90年代，相当一部分中国人要住在单位大院里面，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大院文化。一直到21世纪，汽车足够多了，我们才能把居住区和工业区分开，我家正是这个时候搬出工业区，住进现在这种住宅小区的。

   2007年，我也买了一辆车。说实话，买汽车之前，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交通工具，我纯粹是为了做小生意才买的。但一旦自己开上车，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活动半径大了几十倍，面积上是原来的上千倍。我可以把我和家人朋友带到之前没机会去的地方。我妻子在县城长大，在成人之前没离开过城市环境，一直到我2014年开车带她去青海湖，她才第一次看到银河。汽车带来的这种广阔的空间感，对于刚刚掌握它的人来说，简直就像小孩子学会了走路那么开心。

   很多年前，我看过一段美苏高官之间的对话。美国人说我们的汽车工业发达，人均轿车拥有量比苏联高的多。苏联官员承认差距，但是反驳说，我们公交发达且便宜，苏联人出行未必就比你们更慢。美国人说，这轿车不仅仅意味着交通方便，更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。后来我查了一下，1965年美国汽车产量已经达到1000万，苏联最高也就达到230万辆，似乎这的确能说明冷战为什么是苏联输了。但我一直到我自己开车带家人去郊区玩，我才真正领会美国人那句话。

   说这么多家里的琐碎事情，我想说的是，汽车不仅仅是一个交通工具，它可以通过改变人类的空间感，彻底颠覆生活方式。它的需求不能仅仅从当前的交通需求去判断。你让中国人从现在的生活方式去判断，或许可以得出汽车需求增长放缓，生产过剩的结论。但是技术进步本身就在创造新需求，创造新的生活方式，在新的生活方式下，汽车的需求可以从无到有地创造出来。我家几代人的生活就是例子。所以不能随随便便地说汽车是夕阳产业。只要技术持续进步，需求会从现在想不到的地方被创造出来。

   其实，现在中国每年能有2000多万辆汽车的市场，本身就是技术进步的产物。我父亲70年代开始当司机，我80年代初就坐在驾驶室里看他开汽车。那时候开车还真的是一门专业技术，也是需要一身力气的体力活，如果现在的汽车换挡还像当年那样艰难，如果转弯还像当年那样没有助力，就算今天的中国人再需要汽车，大多数女性也没法当司机。过去的汽车经常在路上坏掉，司机如果不懂一定的修理技术根本不敢出车；现在汽车很少在路上坏掉，就算坏了，我看一眼指示灯也能判断故障，实在不行还可以打电话咨询。我就曾经半夜给厂家客服打电话，在高速公路上自己排除小故障。过去开车还需要认路，能通过简单的纸质地图就找到陌生的地方，现在有了导航系统，路盲也可以开车。这些技术进步都是汽车市场扩大的原因。

   至于未来的汽车会有什么新奇的特征，我不是搞研发的，但胡思乱想一下，也能想象出一些奇特的用途。比如说现在vr技术进步的这么快，可能有人希望开发出专门的旅游转播汽车，一个人开着出去自驾游，几千个人带着头盔就像坐在他的车里一样，甚至这个转播车里都不需要有人，就是无人驾驶车替观众去旅游。又比如说，现在房价高，城市居住空间紧张，是不是可以把一些储存空间放到郊区，需要的时候用无人驾驶货车直接把东西送到家里。

   总而言之，汽车行业作为一个中国自己开始掌握核心技术的产业，没必要太担心需求不足。只是将来的汽车可能和今天完全不是同一种东西了。就像手机那样，十几年前没人想过要用手机拍照，要用手机晒自己的照片，或是用手机娱乐。这十几年倒了很多手机厂家，但手机这个行业还是欣欣向荣，各位的前途也一样。其实汽车这个“汽”字本来是从蒸汽机来的，现在换成内燃机，电动机，大家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。相信在座各位将来能创造出更有趣的汽车。

   最后，我这个老团员还是要向各位团委干部表示一下敬意。我知道各位大多是兼职的团干部，而现在的企业团委工作肯定要比过去难做，也比学校里难做。学校团委管着学生，手里的经费和发展机会对学生来说是个很大的诱惑，所以能牵着学生的鼻子走。企业没有这个条件，现在的团委也不再有能力干预人事安排，所以，团委的动员力只能靠各位在正常工作之余，做一点不赚钱的事情，比如说今天花一下午时间听我东拉西扯。如果我今天说的内容，对你们回去之后的工作有那么一句半句的影响，我也就满意了。谢谢大家。（来源：知乎）